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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自2005年12月中央办公厅印发《中央纪委、中央组织部关于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》和《中央纪委、中央组织部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规定》后，两年来中国有40多万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了述职述廉，接受干部群众的监督。
在这次换届中，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，要求各地在人大、政府、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中，坚决防止和严肃查处拉票贿选等严重违反换届纪律的问题，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。并强调，对换届期间特别是民主推荐和选举中搞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的，一经发现坚决查处，已经提拔的要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，触犯法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；对跑官要官、买官卖官、封官许愿、突击提拔干部的，要排除出考察人选，已列为候选人的取消候选人资格并记录在案，同时依纪依法严惩。
中央高层已布置中纪委及中组部启动督查选派工作，督查组分赴各地，紧盯换届工作，以确保公正、公开、民主、廉洁。
  但这些都没能阻住官员拉票贿选的脚步，贿选作为一种利益驱动的行为，只是靠道德批判和出台法律规章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关键是选人用人的制度设计。
十七大之后的中国被称之为规则时代。有分析人士认为，这次执政党领导机构的换届和其历史上历次换届相比，呈现出来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权力博弈过程变得更加“规则化”了。一个规则化的时代，既需要有完善的制度和严格的实施，也需要对制度的清晰界定。
随着社会阶层日益复杂，选民或代表的结构复杂化，分别代表业界、地方、城乡等各方面利益，应该让这些利益都有诉求渠道，让这些人都得到合法表达。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虽然不断趋于公开化、民主化，但目前仍未能从根本上克服相对封闭的缺点，参与推荐、考察、酝酿、决定的还是少数部门和少数人，群众无法了解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真实情况。汪玉凯认为：“要杜绝贿选，一定要体现公平公正公开，选举人要有自由表达自己意愿的环境和机制。被选举人在一些情况下，也应该有和选举人见面表达意见的制度。选举机制和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。”
早在党的十三大就提出，国家公务员分作政务和业务两类，政务类必须实行任期制，业务类则实行长期制。但因为种种原因，这一提法销声匿迹了，这也证明了干部体制改革推进之难。一般说来，政务类干部是选举产生，而业务类干部多是任命产生，也就是现在说的选任制和委任制官员，这两类干部必须区分开来，适用不同的制度，现在两者界限还很模糊，这给制度的完善带来困难。
表面看来，近年出台了一系列干部体制改革的文件，几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，但实际上，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面，《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》、《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》等一系列政策规章，都是对委任制党政领导干部的任命与管理监督制度的探索。
虽然“制度选人用人”正在成为一种趋势，不少地方都做了一些尝试，北京市建立后备干部资格准入制度；河北省制定出台《调整不称职党政领导干部暂行办法》；广东省制定《党政机关部分专业性较强的领导职务聘任制实施办法》；深圳市建立行政首长问责制等等。但对选任制党政主要领导干部，基本上还是处于基层和小范围内的试点之中，并没有大范围推开。选任制的不完善也导致了拉票贿选的屡禁不止。
对现有法律法规，在执行中也往往走样。《组织法》第22条明确规定，“人民政府正职领导人员，人民法院院长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一人，进行差额选举；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人，也可以等额选举。”而现实是，大多数时候，这些职务实行都是等额选举。很多乡镇一级拉票贿选案例中，有不少是通过拉票手段将等额候选人选掉的情况。
2007年12月7日《人民日报》署名仲祖文的文章《让“显规则”取代“潜规则”》提出，探索实行民主推荐、民主测评结果适时适度公开和考察情况在一定范围通报制度，探索实行让推荐人选、候选人与推荐人、选举人见面，介绍情况、回答问题或发表公开演说等做法。只有确立合理的“显规则”，“潜规则”才无法滋生、繁衍。